文丨西部君
2025年，GDP和人口两大关键数据正式公布。
前者，初步核算，202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140187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5.0%。
“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总量连续跨越110万亿元、120万亿元、130万亿元、140万亿元关口。
与GDP预期目标“圆满实现”相比，人口数据则更显意味深长：
年末全国人口140489万人，比上年末减少339万人。
全年出生人口79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5.63‰；死亡人口1131万人，人口死亡率为8.04‰；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41‰。
这意味，全国总人口过去四年，累计减少了771万。
出生人口，则在2024年出现短暂反弹之后，2025下降幅度再度扩大，首次跌破800万关口。
一系列数据表明，稳定新出生人口规模，还要继续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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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以来，中国出生人口在2016年达到1883万的峰值，随后进入持续下滑通道，直到2024年略微反弹至954万。
但这一势头未能延续，2025年出生人口就直接跳过800万阶段，滑落至792万，较上年减少了162万。
也就是说，在2016年至2025年这十年时间里，出生人口规模缩减超过一半。
在另一端，全国总人口也自2022年起进入负增长阶段：
2022年，减少85万；
2023年，减少208万；
2024年，减少139万；
2025年，减少339万。
四年累计减少771万人。
这个数字放在总计14亿多的人口大盘中，或许并不算突出。
但如果具体到区域层面来看，影响不容小觑。
771万，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呢？
2024年，全国常住人口千万人口城市，也仅有18座。
771万的人口，大致相当于唐山、南通、无锡、大连等GDP万亿城市的常住人口规模，大幅超过了南昌、贵阳等省会城市的人口总量。
若平均到每年，也就是减少近200万左右，相当于每年2-3个人口大县“消失”。
总体看，常住人口减少，主要源自两个方面的因素叠加。
一是，老龄化进程加速。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死亡人口1131万人。这是自2021年死亡人口首次破千万后，第五年维持在1000万以上。
同时，2025年60岁及以上人口为32338万人，其中65岁以上人口22365万人，分别比上年增加1307万人和342万人。
而人口结构老化，不仅直接拉低总人口增长，也必然压缩适育人口规模。
第二个因素，也就是出生人口持续走低。
这两者相互“强化”，共同推动总人口步入下行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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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近年来顶层设计持续发力。
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首次明确提出：
努力稳定新出生人口规模。
更具标志性的是，2024年出台的《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明确强调：
各地要坚持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
这充分表明，人口发展的重要性已被提到了新的战略高度。
与此相对应地是，近年来从从生育补贴到学前教育免费，一系列配套措施加速落地，生育友好型社会氛围正在明显增强。
可以预期，随着人口发展形势变化，后续在生育、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政策支持将持续加码，围绕“努力稳定新出生人口规模”将有更多实质性举措出炉。
“十五五”规划建议，就提出了一揽子政策方向：
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
倡导积极婚育观，优化生育支持政策和激励措施，发挥育儿补贴和个人所得税抵扣政策作用，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深入开展托育服务补助示范试点，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逐步完善相关制度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否意味着出生人口将大幅反弹甚至逆转？
答案可能并不乐观。
首先，政策措辞就透露玄机——是“努力稳定”而非“扩大”出生人口规模，这表明政策的预期也在于维持基本稳定，而非追求大幅增长。
其次，从国际经验来看，无论是欧洲多国，还是日韩，即便实施了从福利完善到直接现金激励等一系列措施，迄今也尚未有真正逆转人口出生率长期下降趋势的成功先例。
从这个角度说，“努力稳定新出生人口规模”的提法，本身是符合人口发展客观规律的务实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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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全国视角转向地方，不同区域在应对人口新形势上策略侧重，或将明显不同。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近年来，率先推出“真金白银”生育激励政策的多为三四五线城市，尤其是面临人口流出的地区。
如最具代表性的湖北天门，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最高可分别享受21.6万元、28.5万元的综合补贴，力度堪称全国“天花板”。
重赏之下，效果也开始出现：
2024年，天门出生人口同比增长17%，八年来首次“由降转增”。
2025年上半年成效依旧延续，出生人口同比增长5.6%。
但是，天门依然是常住人口持续减少的城市。
“七普”时（2020年11月1日），天门常住人口为115.8万，到2024年已降至108.40万。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人口净流入城市、尤其是具备强大人口吸纳能力的“大城市”，政策的重心仍更多放在“抢人”上。
因为，归根结底，人口随产业流动。
甚至，我们看到，随着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的实施，连婚姻登记也呈现向大城市集聚的趋势。
2025年，上海、深圳、成都等城市婚姻登记数量均有显著增长。
所以，未来如何统筹协调不同区域在生育激励上的动力与模式差异，实现成本共担，或将是一个必须重视的议题。
总体而言，从出生人口变化到老龄化加速，人口结构的转变是各地都必须直面的长期课题。
不过，对不同地区、行业乃至个体而言，其带来的挑战与机遇也将有所不同。
比如，某些领域或许因人口减少而缓解“内卷”压力；但部分行业可能面临结构性洗牌。
与此同时，银发经济、健康产业等领域有望迎来新的发展窗口；而不同的城市，人口变化的影响则可能出现时差……
但人口作为一个根本性变量，它带来的综合影响，或才刚刚开始加速。
